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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为什么不行?

编译:钟政昊
引言
2014年至2016年,俄罗斯经济遭受了一场货币危机,这场危机是由于油价暴跌和乌克兰危机造成的。尽管由于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油价上涨,危机在2016年下半年得以克服,但经济复苏依然疲弱,俄罗斯的中期增长前景看上去相当令人失望。
 
增长前景疲弱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1) 不利的人口趋势——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人口老龄化;(2) 商业和投资环境差;(3) 难以摆脱能源部门的主导地位,以实现产业的多样化;(4) 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俄罗斯的反制裁。
 
为了提高增长潜力,俄罗斯需要进行全面的经济和体制改革,前提条件是进行政治改革,并改善与美国、欧盟和其他邻国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介绍
 
2014-2015年,俄罗斯经济受到货币危机的严重冲击:卢布贬值过半,新一轮通胀再起,个人收入下降,产出萎缩2.7%。这场危机是由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共同造成的:作为俄罗斯主要出口商品的石油价格大幅下跌;以及与乌克兰的冲突 (吞并克里米亚,支持顿巴斯的分裂主义),这导致了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俄罗斯随后的反制裁。
 
自2016年年中以来,宏观经济形势已企稳,俄罗斯经济已恢复了增长,尽管增速缓慢。虽然油价出现部分回升,但中期前景并不乐观。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哪些因素限制了俄罗斯经济的增长潜力?
 
本文首先概述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增长趋势 (第2节),随后章节再分析其增长表现平庸的潜在原因。第三节是关于2014-2016年的货币危机及其应对和遗留问题。第4节,我们评估了俄乌冲突对俄罗斯经济表现的潜在影响,以及俄美、俄欧经济政治关系的恶化,包括美欧对俄制裁措施和俄罗斯的反制裁。第5节分析了俄罗斯经济贸易的结构性特征。第6节专门讨论体制上的缺陷,即恶劣的商业环境及其对投资和国际收支的影响。第7节分析人口问题,这似乎是增长的最严重长期障碍。第8节给出结论和建议。
 
后苏联时代的增长故事
 
图1展示了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史。1990年代的显著特点是产出严重萎缩,这是计划经济几十年来积累的结构和体制扭曲的结果。此外,过渡初期宏观经济的巨大不平衡和经济改革的缓慢步伐也是原因之一。事实上,产出下降早在苏联末期就已开始,并且之前已出现了近十年的经济停滞。
1999-2008年间,俄罗斯经历了1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得益于上世纪90年代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改革,以及全球大宗商品繁荣 (高油价)。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俄罗斯,导致2009年GDP大幅下降7.8%。然而,在接下来的三年 (2010-2012年),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复苏。但2013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降至2%以下,第二年随即就遭遇了货币危机。
 
这一次,危机并非像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上半叶和1998-99年那样,由轻率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引发。相反,它是由国际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外部冲击,以及由国内结构性和制度性的脆弱引发的。此外,还有一个以往危机中不存在的地缘政治因素:俄罗斯卷入与乌克兰的领土冲突,导致国际制裁和相应的反制裁 (见第4节)。
 
始于2014年的这场危机导致了为期两年的经济衰退。2015年实际GDP下降2.5%,2016年又下降0.2%。虽然俄罗斯2015-2016年的经济衰退比全球金融危机 (2008-2009) 期间要浅,但要比其他大多数产油国都要深。这可能是俄罗斯财政政策更为保守的结果 (见第3节),而沙特阿拉伯或其他海湾国家在2014-2015年推出了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
 
图2显示了按2016年不变价格计算的经季节调整的季度GDP。经济衰退始于2014年第三季度,于2016年第二季度触底。自那以来,产出已经恢复,并在2018年第二季度达到危机前的水平。
尽管2015-2016年的衰退并不严重,但随后并没有出现像1998-99年和2008-2009年危机之后那样强劲的复苏。2017年,俄罗斯实际GDP增速仅为1.5% (图1)。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018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18年俄罗斯实际GDP增速有望达到1.7%。此外,根据同样的预测,到2023年,增长预计将在1%到2%之间波动。这远低于俄罗斯在1999-2008年期间的增长率,对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来说,这看起来令人失望,因为要赶上高收入群体,俄罗斯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此外,如果将俄罗斯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进行比较,其自2007年以来的增长表现差强人意 (图3)。巴西和阿根廷是唯一的例外。巴西在2014-2016年经历了更严重的衰退,而阿根廷自2010年以来经历了数次衰退。但是,公平地说,对各国进行这种比较可能忽略一些重要因素,例如不同的人口状况或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关于俄罗斯不利的人口趋势之分析见第7节)。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依次分析了可能导致俄罗斯经济增长平庸的五组因素:
2014-2016年货币危机的宏观经济管理
乌克兰冲突的代价,以及与美欧日益恶化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俄罗斯经济的结构特点
制度缺陷
人口趋势
 
管理2014-2016年的货币危机
 
2014-2016年,俄罗斯遭遇了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第五次货币危机。自2013年12月至2015年12月,卢布 (RUR) 对美元贬值55%,其中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期间的贬值幅度最大 (图4)。随后,在2015年8月和2016年1-2月间,卢布又出现了两次更短的下跌。
2016年第二季度之后,卢布逐渐走强 (由于油价回升),在2017年大部分时间和2018年第一季度,卢布兑美元汇率一直保持在60以下。
 
2018年4月,由于美国根据《通过制裁打击美国对手法案》(CAATSA) 实施制裁 (见第4节),卢布兑美元汇率跌至61-64。2018年8月初,由于阿根廷和土耳其的货币危机以及美国的另一波制裁,卢布兑美元汇率又再次下跌至66-68卢比。
 
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 (CBRF) 的国际储备从2013年12月底的5100亿美元下降到2015年4月底的3560亿美元,降幅超过1500亿美元。随后,外储在2018年下半年逐渐重建到约4600亿美元的水平 (图5)。
俄罗斯引入通胀目标制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宏观和微观经济的调整,并限制了国际储备的损失,即便在危机高峰期引入这些措施的时机不是最佳的。
 
货币贬值推动12个月通胀率在2014年12月升至11.4%,2015年3月升至16.9%,2015年12月升至12.9% (图6)。随后,通胀率在2016年12月下降到5.4%,2017年12月下降到2.5%——这是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历史上的最低水平。通胀目标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12月,通胀率再次上升至4.3%。
更高的通货膨胀是导致实际可支配收入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2014年下降0.7%,2015年下降3.2%,2016年下降5.8%,2017年下降1.7%。通货膨胀也有助于减少若干项目的实际预算支出。
 
整个危机期间,财政政策保持相对保守 (图7)。2015年,尽管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但总体政府收入仅下降GDP的2个百分点。同样,卢布贬值以及由此导致的通胀上升,在一定 (名义卢布) 程度上弥补了美元计价的油价下跌和实际GDP下降 (见第2节)。
2014-2016年,由于大多数支出项目的通胀指数化程度有限,政府一般总支出仅增长GDP的1.5个百分点。自2016年以来,税收已开始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主要原因是油价上涨。与此同时,开支继续得到控制。尽管如此,总体政府收支占GDP的比重还是下降了4个百分点,从2012年的小额盈余 (GDP的0.4%) 下降到2016年的-3.6%。2017年以来,财政形势开始好转,IMF《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18年政府总盈余将占GDP的1.6% (图7)。
 
危机期间的财政赤字主要是通过消耗储备基金 (Reserve Fund) 的资产,其余额从2014年9月1日的917亿美元减少至2018年1月1日的零。第二家主权财富基金——国家财富基金 (National wealth fund) 受到的冲击小于储备基金。其资产规模从2014年7月1日的879亿美元下降到2018年7月1日的771亿美元,其间出现了大幅波动。
 
赤字融资的其余部分是通过额外的主权债务获得的,主要是在国内市场。不过,国内市场仍然相对薄弱。在俄罗斯境外借款的机会受到国际制裁的限制 (见第4节)。
 
一般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从2013年的13.1%小幅上升至2015年的16.3%,2017年又下降至15.5%,与国际标准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 (图8)。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中没有提供净债务的统计数字,但是由于储备基金的减少,净债务增加了。
失业并没有因为衰退而增加 (图9),这可以用俄罗斯劳动力市场事实上的灵活性、人口趋势和其他前苏联国家的劳动力流入来解释,这些因素发挥了短期的逆周期缓冲作用。
总的来说,从技术官僚的角度来看,危机期间的宏观经济管理可以说是相当不错和审慎的。它试图将危机对公共财政和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并降低通胀预期。
 
但危机本身再次表明,尽管财政基础相当坚实,且央行拥有大量国际储备,但俄罗斯的宏观经济稳定仍然脆弱,容易受到各种经济和政治冲击。人们对卢布和国内金融体系的信任是有限的,这与其他体制因素一起无助于改善商业和投资环境 (见第6节)。
 
乌克兰危机的阴影
 
2014年3月,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不久后,俄罗斯又开始积极支持顿巴斯的分裂运动,导致乌克兰当局失去了对该地区大约一半的控制,并形成了两个未经承认的领土实体——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尽管国际社会努力结束乌克兰东部的冲突 (两份明斯克协议分别于2014年9月5日和2015年2月11日签署),但冲突远未得到解决,2018年底,由于俄罗斯封锁刻赤海峡,冲突升级到一个新阶段。
 
这些行动导致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国际制裁。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冰岛、瑞士、日本、一些欧盟候选国以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都不同程度地加入了反俄措施。制裁于2014年实施,目前仍在生效中,但会到期延长制裁时间 (就欧盟而言) 以及对制裁内容做出更新 (关于被制裁个人和公司名单)。
 
美国和欧盟的制裁具有多重性质,包括四组措施:政治/外交 (第一级),对个人和实体的制裁 (第二级),经济制裁 (第三级),以及与克里米亚有关的制裁。
 
一级制裁包括非彻底地将俄罗斯排除在八国集团 (G8) 之外;暂停俄罗斯加入经合组织 (OECD) 和国际能源机构 (IEA) 的谈判;暂停半年一度的欧盟—俄罗斯峰会;暂停关于新的欧盟—俄罗斯条约和欧盟—俄罗斯签证自由化的谈判;暂停北约和俄罗斯的合作;以及暂停俄罗斯代表团参加欧洲委员会议会的投票权。
 
二级制裁针对的是被点名的个人和公司,例如那些在克里米亚从事商业活动的公司。措施包括签证禁令和资产冻结。一些受影响的公司得到了俄罗斯公共资金的支持,以弥补与制裁有关的损失。
 
在经济领域 (三级制裁),制裁集中于三个方面:
禁止大型国有银行和企业中长期融资;
禁止军事和双重用途设备以及某些石油勘探和生产设备和服务的贸易;
对被吞并的克里米亚实行贸易禁令,包括旅游、经行和通讯服务,禁止使用克里米亚港口,并禁止参与该领土的投资活动。
 
2018年4月,针对俄罗斯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美国通过了CAATSA,该法案在一定程度上对现有制裁进行了编纂,但也对部分俄罗斯商界人士和企业实施了新的制裁。2018年8月,美国又实施了一波制裁,这一次是针对一名前俄罗斯情报官员在英国被暗杀未遂。
 
2014年8月,俄罗斯联邦政府对制裁做出回应,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国家进口大部分食品。2014年以来,俄罗斯也开始对乌克兰实施一系列经济制裁,其中最重要的是在2016年1月1日撤销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作为对欧盟—乌克兰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回应)。2015年11月至2016年6月,由于土耳其空军在叙土边境地区击落俄罗斯战机,俄罗斯还对土耳其实施了禁止从土耳其进口食品等多项经济制裁。俄罗斯还扩大了对媒体等一些行业中非俄罗斯居民所有权的限制。
 
评估这些制裁和反制裁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并非易事,因为很难将它们的影响与其他因素分开,比如2014年年中油价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此外,大多数定量分析是在制裁实施初期 (2014-2016年) 进行的,它们基于事前预测而非事后分析。尽管如此,制裁对俄罗斯潜在经济增长造成的损害程度是可以大致估计的。
 
总的来说,制裁和反制裁加剧了2014-2016年的货币危机和2015-2016年的衰退。
 
在2014-2015年,金融制裁尤其痛苦。当时,制裁突然对准了俄罗斯石油公司 (Rosneft)、诺瓦泰克 (Novatek) 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Gazprom) 等大型国有企业,封锁了它们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连接,迫使包括俄罗斯央行在内的俄罗斯当局出手救援,导致央行的国际储备进一步减少,国家财富基金资产枯竭。2014-2015年,金融制裁还引发了俄罗斯大规模的资本外流 (图16),因此,2014年12月和2015年初,市场恐慌加剧,卢布汇率暴跌。
从长期来看,金融和行业制裁抑制了国内外投资,从而抑制了俄罗斯的增长潜力。负面影响不仅适用于国防和石油等受到直接制裁的行业。制裁、反制裁以及与美欧日益恶化的政治经济关系,还间接地对与西方的整个经济和研究合作框架产生了负面影响,强化了军事和安全机构的作用,并限制了公民自由。在经济方面,制裁和反制裁加强了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所有这些现象都在使俄罗斯本已很差的商业和投资环境进一步恶化 (见第6节)。
 
除了制裁之外,乌克兰冲突还涉及俄罗斯的其他直接和间接代价,如更高的军事开支 (表1)、人员损失、难民潮的社会代价、向叛军控制的领土提供各种援助等等。自乌克兰冲突以来,军费开支一直在增加,2016年达到了占GDP5.5%的创纪录水平。高军费支出挤占了其他公共服务支出,特别是教育和医疗,对潜在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这是俄罗斯经济辩论中经常提出的一个论点。
此外,克里米亚融入俄罗斯经济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成本最高的投资项目是2018年5月开通的横跨刻赤海峡的克里米亚大桥,该桥连接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塔曼半岛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刻赤市。其长度超过18公里,总建筑费用约为40亿美元。Aslund估计俄罗斯联邦政府管理克里米亚并向被占领的顿巴斯提供支持的成本为40亿美元,占俄罗斯GDP的0.3%,不包括克里米亚大桥的建设成本。
 
经济结构性失衡:能源一家独大
 
俄罗斯经济仍然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和出口。虽然在2013年 (即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崩溃之前),油气行业在俄罗斯GDP中的份额不到20%,石油和天然气的租金 (oil and natural gas rents) 都低于其他几个产油国 (图10和图11),但油气工业加起来占俄罗斯出口的70%以上 (图12)。
显然,油气价格低迷时期 (2014-2015年) 导致这些份额下跌,但自2016年年中油价开始回升以来,这些份额又开始上涨 (图12)。此外,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下降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产量和出口的增加,除了2017年俄罗斯加入OPEC,并努力限制全球市场的石油供应。因此,如果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进一步回升,俄罗斯碳氢化合物 (hydrocarbon) 出口和收入的作用将比危机前更为重要。
 
如果低碳能源的发展导致对全球石油需求减少,长期而言,俄罗斯对碳氢化合物生产和出口的过度依赖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挑战。
 
因此,俄罗斯经济结构需要多样化,以摆脱碳氢化合物的主导地位。然而,在一个以碳氢化合物等矿物资源生产占主导的经济中,旨在实现结构多样化的政策并不容易构思和执行。
 
首先,宏观经济障碍来自于该国货币的实际汇率,在碳氢化合物/大宗商品价格高企时期,这种货币会升值,这就是所谓的“荷兰病”。
 
自本世纪初以来,俄罗斯当局一直试图通过累积主权财富基金的石油相关财政盈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种影响。2017年出台的新预算规定,可能有助于消除“荷兰病”的影响,并为逆周期财政政策创造更多空间。该规定基于假设的油价为每桶40美元,并限制政府支出。
 
原则上,2014-2015年卢布的大幅贬值应该为国内制造业和其他非石油依赖型活动的扩张创造空间。不幸的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会发生。2014-2017年,尽管整体经济陷入衰退,但农业、食品加工、纺织、纤维和造纸、化工和制药等行业的产出仍持续增长。然而,整个制造业处于衰退之中,这意味着其他行业也出现了产出损失。俄罗斯统计数据显示,高科技和科学密集型产业占GDP的比重保持不变,自2013年以来一直在21%至22%之间。
 
俄罗斯出口的部门结构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在进口方面可以发现两种趋势:(1) 食品份额的缓慢下降;(2) 机械和运输设备占进口比重不断提高,2017年达到46% (图13)。
这两种趋势在2014-16年危机之前就开始显现,但卢布贬值和俄罗斯的反制裁 (第4节) 可能会加强与食品相关的进口替代。其他领域的进口替代,例如工业用品和投资品,尽管政府有各种奖励和特别方案,但只是部分的和短暂的,因为国内缺乏与进口商品同等替代,或质量稍差的替代品。
 
展望未来,成功的结构性多样化必须依靠市场力量,包括进一步向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开放,而不是行政干预、政府规划、挑选赢家,以及向不一定具有经济可行性的实体提供国家援助。不幸的是,旨在促进进口替代的政府干预自2015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它会导致额外的财政和准财政负担、贸易扭曲、有影响力的特殊利益集团夺取政权以及政治腐败。
 
以市场为导向的多样化需要一个支助性的宏观和微观经济环境。非碳氢化合物和非大宗商品部门的经济机构必须能够以最少的行政障碍、较低的交易成本和保护其产权的方式发展和扩大业务。这反过来要求改进营商环境和治理 (参见第6节)。
 
从贸易的地理结构来看,欧盟仍然是俄罗斯的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尽管其份额自2005年以来一直在下降。中国在俄罗斯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正在增加,特别是在进口方面 (图14)。这似乎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及其出口能力的体现。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贸易的地理结构因地区而异。由于俄罗斯幅员辽阔,且西伯利亚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有限,东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自然向中国、日本和韩国倾斜;而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和西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则自然向欧洲倾斜。
不利的营商和投资环境
 
涉及营商和投资环境方面的全球调查提供了一幅矛盾的俄罗斯经济图景。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WBDB) 对191个国家的商业活动进行了行政管理方面的调查,俄罗斯排名第31位,得分为77.37分 (满分100)。此外,至少自2013年以来,俄罗斯的得分和排名都有了系统性的提高。
 
得分明细表显示 (表2),俄罗斯在电力获取 (94.00)、开办企业 (93.04) 和财产登记 (88.74) 方面表现最佳,而在保护少数投资者 (61.67) 和解决破产 (58.61) 方面得分最差。
另外两项全球性调查——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指数 (HFIEF) 和透明国际的腐败感知指数 (TICPI)——则提供了不那么乐观的图景。在2018年的HFIEF中,俄罗斯在被分析的180个国家中排名107,得分为58.2 (从0到100),是自2005年以来的最好成绩。然而,这还不足以让俄罗斯摆脱“基本不自由”的国家分类。
 
如表3所示,在HFIEF得分中,俄罗斯分数最高的是财政健康 (87.7)、税收负担 (85.8) 和贸易自由 (79.4);得分最差的是投资自由 (30.0)、金融自由 (30.0) 和政府诚信 (38.1)。
最后,根据TICPI 2017年的调查,俄罗斯在183个国家中排名135,得分29,与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吉尔吉斯斯坦、老挝、墨西哥、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巴拉圭相同。该排名从0 (最腐败) 到100 (无腐败) 不等。俄罗斯的分数在过去几年几乎没有变化。
 
总的来说,俄罗斯糟糕的投资环境背后似乎是不安全的产权,包括出于政治动机的征用、薄弱的法治以及公共行政部门 (尤其是执法机构) 对商业的寄生态度 (被俄罗斯商界称为“国家敲诈勒索”)。述调查,特别是世界银行的调查,并不总是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
 
根据IMF的数据,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公有制在GDP中所占比例大幅上升,2016年达到33%。莫斯科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所对2016年公共部门占GDP比重的预测更高,达到46%,其中19.2%是政府部门,25.3%是国有企业,1.5%是公有单一制企业。2014年,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有企业和整个公共部门的比重有所上升 (分别为29.7%和50.6%)。
 
公共所有权集中在少数几个部门,如石油和天然气、其他采矿、运输和通讯、银行和保险以及国防工业。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效率低于民营企业,他们所主导的行业通常集中度更高竞争更少。
 
俄罗斯还对外国投资者的进入设置了若干法律上和事实上的障碍,尤其是自然资源、金融部门、媒体和其他被认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部门。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较低和相对简单的税收,或旨在简化商业登记、财产登记和法院程序等领域的若干改革措施,都无法弥补营商环境中的这些根本缺陷。
 
糟糕的营商和投资环境的负面影响,体现在外国直接投资 (FDI) 的表现不佳上 (图15),特别是如果考虑到俄罗斯FDI流入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定居海外的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投资者。
俄罗斯私人部门资本持续净流出,特别是在货币危机期间 (图16),进一步证明了俄罗斯的财产权和人身自由不稳定,以及私人商业活动伴随的高风险。
不利的人口趋势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俄罗斯人口一直在下降,而劳动年龄人口 (working-age population) 在2010年开始下降。预测结果甚至更加令人担忧 (图17)。在这方面,俄罗斯与其他欧洲和东亚国家没有什么不同。对俄罗斯经济来说,这种不利的人口趋势有两个主要后果:(i) 减少劳动力供应;(ii) 人口老龄化。
国内劳动力供应的萎缩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除非可以用更高的劳动力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TFP) 来弥补。然而,根据Voskoboynikov的研究,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经济中TFP和劳动力分配效率一直在下降。
 
通过提高老年抚养比例,人口老龄化对公共养老金、医疗和长期护理体系的财政可持续性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也可能导致TFP增长放缓。
 
俄罗斯试图通过对来自前苏联国家的移民工人实行开放政策来解决国内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特别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以及摩尔多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乌克兰等国。
 
2018年9月和10月,联邦议会通过养老金改革法案,将女性退休年龄从55岁提高到60岁,将男性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这项改革将在10年内实施,在此期间,每个日历年的退休年龄将提高半年。这将有助于改善公共养老金体系的财政平衡,并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供应下降的问题。
 
向来自其他前苏联国家的移民开放俄罗斯劳动力市场和养老金改革,都有助于减少预期的劳动力短缺,但不足以完全弥补人口的负增长趋势。这意味着俄罗斯将无法恢复2000年代初和2005年中期的增长速度,当时俄罗斯的人口状况看上去有所好转 (劳动年龄人口继续增长,尽管增速较慢),而且上世纪90年代的转型相关重组释放了可用的劳动力资源。
 
相反,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应该把重点放在更快的人均增长上 (per-capita growth),这将使其能够继续与发达经济体实现收入趋同。在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停止了收入趋同。
 
这就需要提高TFP,而TFP的提高又取决于高科技产业结构多元化的进展、俄罗斯人力资本升级、营商和投资环境改善,以及与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领先发达经济体更紧密的合作。
 
路在何方
 
考虑到俄罗斯面临的不利人口趋势,提高TFP是增加潜在增长并逐步回归与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趋同的唯一途径。然而,这需要深远的体制和结构改革,而这些改革反过来又取决于政治改革。IMF建议可以在以下五个领域实施此类改革:
 
改善投资环境,包括加强产权和合同执行,减少阻碍外国投资者的繁重的商业经营和许可标准;
 
投资基础设施,改善互联互通,降低运输成本,确保更好地进入国内外市场;
 
除其他外,通过简化海关手续,创造更有效的商品市场;
 
加强俄罗斯近邻之外的贸易关系;
 
支持创新,加大研发投入。
 
我们认为,还应在这个清单上加上其他几项措施。
 
首先,俄罗斯需要一个基于透明程序的新的私有化计划。它应该平等地对国内外投资者开放。这将更有效地使用可用资源和提高生产率,增加国内竞争,减少国有企业参与执行非经济功能 (如各种政治活动的不透明融资) 和政治腐败,吸引更多FDI,并将俄罗斯公司纳入全球价值链。在私有化的同时,一些行业需要去垄断和内部重组。例如,天然气生产可以从输气网络和零售分销中分离出来,类似于2006-08年俄罗斯电力行业的做法。
 
第二,改善营商和投资环境需要进行深远的制度和政治改革。例如,没有司法的真正独立,就不可能加强财产权和合同执行。没有对公共行政、执法和公共安全机构的民主监督,没有媒体自由,打击腐败和商业敲诈将寸步难行。
 
第三,俄罗斯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必须超越狭义上的贸易关系 (尽管这也很重要)。它需要与包括欧盟和美国在内的领先发达经济体建立深远的经济和技术合作伙伴关系。此外,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经济增长以及国际商品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换句话说,俄罗斯应该积极参与捍卫全球自由经济秩序,并通过相关改革加强这一点。
 
第四,与欧盟和美国更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合作,以及合理解决邻国冲突,将使俄罗斯能够将目前用于军事和安全支出的部分预算资源,转移到基础设施、教育、研究和公共卫生项目上。
 
第五,政治改革和更好地保障公民自由有助于提高经济自由、创新和企业家主动性。
 
总的来说,由于俄罗斯的劳动力供应日益紧张,发展创新的商业活动和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是唯一现实的长期战略,能够使俄罗斯这样的中高收入经济体实现多样化,摆脱对碳氢化合物的严重依赖。
 
(全文完)
 
由于篇幅和可读性原因,对原文进行了一定删节改编。
来源:Marek Dabrowski and Antoine Mathieu Collin, "Russia’s growth problem", Bruegel, Februar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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