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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创新议程(一):第四次工业革命究竟有何不同?

本文首发于智堡公众号:zhi666bao。

本文节选自美国老牌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领衔开展的“CSIS繁荣与发展项目”下的系列报告之一《重启创新议程:对弹性制度的需求》,研究咨询机构RTI International对本报告亦有贡献。

本文为系列的第一部分;因篇幅等原因有删节和改写。

正文部分

自千禧之交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信息、通信和运输技术进步之后,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影响深远的结构性改革。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出现,使得今天互联互通、以思想为核心的全球创新生态系统有能力快速与频繁地颠覆既有的商业模式、产业和技术。

2017年,与RTI International合作开展的“CSIS繁荣与发展项目” ("CSIS Project 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发表了一份题为《创新主导的经济增长》的报告,强调了创新在建立和维持健康强劲的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对于试图加入全球市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如此。这一报告强调了教育、转化研究与开发、商业化以及促进创新的政策环境的中心地位,并将该框架应用于印度,肯尼亚和马来西亚的案例研究。

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传统模式正在演变,以适应和整合以基于创新的市场竞争为核心的新模式。企业将越来越多生产过程自动化,取代低技能人力资本以提高生产效率,这导致大规模的劳动力失业 (labor displacement),并从总体上减少了高技能人才进入就业市场的机会。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失业给社会制度带来压力,并进一步威胁到政治制度与规范、经济稳定和社会秩序。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创造性毁灭” ("creative destruction"),认为这种颠覆性转变是工业化的必然特征,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增长和生存至关重要。如今,人工智能、自动化和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人力资本的依赖,从而威胁到自20世纪初以来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此外,这些新技术之间的融合 (convergence) 和互操作性 (interoperability),使新能力和新行业得以茁壮成长。

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冲击

一边,是反乌托邦的结局:加在一起,这两股技术力量威胁到约6亿人的工作岗位,即全球劳动力大军的四分之一。人工智能 (AI) 预计将集中颠覆服务行业的格局;通过利用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AI有可能会造成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中近2.5亿技术工人的失业 (占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十分之一)。而机器人则可能直接威胁到3.5亿人的岗位 (占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六分之一)。随着这两股力量持续在发展中国家遍地开花,过早去工业化已引起严重担忧。

另一边,是更为有利的结果:总加起来,这两项技术将削减高达15万亿美元的雇员运营开支,占到全球就业成本的46%。AI有可能削减逾9万亿美元 (或27%的全球就业成本) 的雇员运营开支;除了提高就业效率,这还会为经济打开通向今日尚不存在的就业岗位的大门。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WEF) 的说法,今天的适龄入学儿童中,有三分之二长大后将从事当前尚不存在的工作。与AI一样,先进机器人有能力消灭逾6万亿美元 (或19%的全球就业成本) 的雇员运营开支。

Sourc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Advances that will Transform Life, Business, and the Gloabl Economy (McKinsey & Company, 2013).

这些转变和影响不仅限于全球化世界中先进的工业化地区;甚至在发展中国家最偏远和最农村的地区,也能感受到它们的冲击。中低收入国家可以利用这些技术实现生产自动化,并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竞争力,但对于长期人类发展而言并非没有风险。这波自动化浪潮,或者所谓的“过早去工业化”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可能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刚刚完成工业化的产业部门中造成数百万人失业,加剧快速增长的城市化人口的需求压力。避免这种社会混乱并灌输良好的经济规划和管理思维,发展中国家——由多边组织支持——必须寻求采用新的指南来强化制度,并为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环境。认识到这一需要,制度必须更充分地了解私营部门的需求,勉力扩大其作用和参与范围。制度还必须提高创新经济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即学术、金融、慈善和技术部门之间的协作水平,以解决三大核心挑战。

过去的三次工业革命

需要说明的是,对既有秩序的类似挑战并不新鲜;然而,当前的 (第四次) 工业革命在几个重要方面与过去的革命有所不同。在其著作《第四次工业革命》(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中,德国经济学家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 为解读当前趋势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视角。认为当前革命与前三次革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施瓦布看来,工业革命中诞生的颠覆性新技术,本质上仍是一种向善的力量。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次革命的潜力,可以帮助世界一跃进入包容性发展 (inclusive development) 的阶段,并通过各色数字平台组成的网络,将全球数十亿人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汇集在一起。虽然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种种应许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但施瓦布相信,通过这种互联互通,经济可以变得更有效率、提高生产力,同时扭转过往工业革命中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的历史遗留问题。

如果不去审视过往工业革命的遗产,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影响的讨论便是不完整的。通过将当前革命与前三次革命区分开来,人们可以更敏锐地辨别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与弯路。在随后的内容中,我们将讨论制度在抓住更多机遇、走更少弯路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十八世纪末的英国,到十九世纪末迅速蔓延到西欧和北美。詹姆斯·瓦特 (James Watt) 于1781年发明的蒸汽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应用,将欧洲国家从农业国家颠覆性地转变为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社会。工业化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促成了城市化以及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更新的教育手段和更高的劳动技能的中产阶级的崛起。随着西方国家逐步赋予其社会成员更大的政治权利 (译者注:譬如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平等投票权),这些事件最终导致民主化进程的加速。一套新的经济保障制度规范化了工人 (特别是受雇于大工厂的工人) 的就业和待遇条件。英国议会决议通过的《1832年大改革法案》(the Great Reform Act of 1832, 通过降低选举权的资格门槛,大幅扩大议会所代表的选民规模) 和《1833年工厂法案》(the Factories Act of 1833, 成为第一套针对童工和工作条件的监管政策) 是工业革命对社会秩序造成不可逆的根本转变的典型例子。

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70年至1914年之间,主要通过大幅降低总体生产成本,为能源、运输和医保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场革命中值得注意的创新,包括标准化且可互换的机器零件的开发,流水装配线生产模式的出现,以及大工厂的电气化。与上一次革命不同,第二次工业革命还促成了坚实科学基础的发展,和新一代工程和医疗专业人士的出现,这又推动了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对大规模生产的重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影响渗透到社会政治领域,工人运动在选举政治中获得更大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围绕劳工的政治运动不仅在阿根廷和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其深远影响至今犹在) 得越来越受欢迎,在工业国家也愈发被视作核心政治议题:在美国,1886年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成立是工人运动走上主流政治舞台的里程碑事件。这一经济、科学和技术的集中转型期,随着世界主要经济大国重新分配资源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备战工作,而于1914年宣告终结。

通常被称作“数字革命”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初露端倪,并持续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在冷战背景下,这一社会经济转型期的特点,是主要经济体通过公共融资和私人部门投资,大刀阔斧地对科学研究和开发投入资金。许多公共投资决策——以及对私人投资的支持——都是由试图利用技术变革形成经济和地缘战略影响力的开明制度所做出的。这一时期的特征,是集成电路的大规模生产及其不断上升的商业功用和可行性。数字电子产品因此变得更加便宜,允许企业和行业用数字替代品取代多种依赖人工的经济活动,提高整体生产力水平,并提供了技术导致人类失业的早期案例。最能反映第三次工业革命影响的两个例子,是由台式电脑使用增加促成的办公空间的演变,以及通过电商在家庭部门普及带来的企业业务效率 (尤其是供应链管理方面) 的提高

来源:CSIS

这些工业革命带来的净收益之间有共通之处:生产力的提高,城市人口的增长加上中产阶级的扩张,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更为有效的市场,更加便捷的货物、服务和人口流动。这些革命的社会、政治和人类成本,同样呈现出明显趋势:经济困难的工人阶级,社会秩序的剧烈动荡和人类生命的重大损失。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世界目睹了俄国共产主义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一场导致超过2000万人丧生的浩劫。虽然第二次工业革命降低了总体生产成本,并让工业效率呈指数增长,它同时也导致了大规模失业和薪资抑制,而这正是大萧条以及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先兆。为应对第二次工业革命而诞生的社会安全网,帮助减轻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的部分社会经济成本。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新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激增,对施政、决策甚至政治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众传播方法和公众接触媒体渠道的增加,使得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者能够煽动保守人口的情绪来获取选举优势,并利用这些媒体来诋毁制衡其力量的制度尝试。这最后一种趋势一直持续到第四次工业革命,从操纵社交媒体来颠覆民主秩序的做法中可见一斑。

当然,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是从前一次的阴影中走出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也不例外。数字和基于互联网的技术正在迅速改变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中的各个行业,这些行业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在享受稳定的就业或增长趋势。对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演变的熊彼特式解读,阐释了对既有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的持续颠覆——并在随后对政治和社会制度造成深远影响。可以说,伴随每一次工业革命后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都变得更富裕、更自由、更具备经济能力。今天,这些国家仍在寻求建立更稳定的经济,以确保其人民的发展和繁荣。他们期望通过贸易、科学和技术上的交流以及投资,建立基于更深层次的经济伙伴关系,以实现这一目标。但考虑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目前尚处于不稳定的经济增长阶段,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破坏性影响同样真实且深远。如果没有有关制度的适当管理和支持,当前的工业革命可能使许多发展中经济体陷于近乎永久性的修复状态,并形成依赖外国援助的恶性循环。

第四次工业革命面临的三大核心挑战

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国家和地方制度提供了社会运作的框架,在这些框架内,政治和经济变革被用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现有秩序的颠覆,各级制度必须适应这种情况,减轻这些新力量带来的风险和不利影响。它们还必须提供有利的环境,以便指引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技术创新,向促进生产力和人民福祉的方向上发展。为了全面发展创新生态系统,新兴市场将需要对其监管架构和治理结构进行重大改革,而制度内部需要通过战略干预来实现这些改革。然而,由于新技术力量的完全影响尚不可知,并且考虑到治理结构改革的步伐、复杂性和多维度,重启创新议程将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任务。严重依赖既有制度的国家当局和政策制定者,必须设想一个新的框架,促进和保护创新生态系统,鼓励经过思考的风险承担,同时防止可能破坏社会秩序的滥用行为。

来源:CSIS

除制度干预之外,扮演补充角色的,还有那些从创新经济中获得最大收益——或受到创新经济的负面影响——的利益相关方。 这些利益相关方预计将与各级制度协作,以提供可靠的反馈和信息。在这种协作缺失的情况下,制度——仍拥有执行规范,程序和协议的权力和职责——只能为国家当局提供不完善的政策选项,导致低效、冗余和错失良机。缺乏来自这些跨行业利益相关者的反馈,还可能带来不完善的风险评估模型,这些模型可能会影响潜在投资者的考量和判断,最终阻碍创新主导的经济增长。

“重头来过”的概念框架,必须列举出制度在帮助解决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三大核心挑战方面的作用和责任:

  • 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必须认识到持续城市化对不平等和经济阶层分化的影响。由于城市中心的快速增长可能会以牺牲农村发展为代价,政策制定者必须在制定创新政策时,提供包容性的城市发展模式,同时重振农村经济。

  • 制度必须开展新的战略投资,以建立适应创新经济并满足其需求的人力资本发展模式。

  • 随着制度本身持续面临信用危机,以及近年来“信任赤字” (trust deficit) 的不断攀升,政府和国家决策层必须采取激进的努力,来重建其遭到快速侵蚀的社会资本。

在试图解决这些挑战的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努力必须做到相互补充。例如,改革教育和技能发展项目的努力,不能独立于基础设施和城市发展举措。现实情况是,利益相关者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们感知中与政府的关系之间,往往并不协调。因此,制度内部发起的重启创新议程的努力,往往也是不协调的。

对第四次工业革命预期影响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用于缓解工业革命冲击的既有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已不再适用。目前的模型——譬如硅谷模式——通常被誉为可立即复制的解决方案,用以启动充满活力的创新经济体。但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对尝试复制硅谷模式的危险和风险保持谨慎。毫无疑问,硅谷依然是商业、技术和创新领域广受赞誉的理想空间。美国在风险资本融资方面领先世界,仅2017年就投资了近670亿美元(约占全球风投行业的55%)。而光是硅谷,就占到了其中的266亿美元,高达四成。然而,硅谷模型已被证明难以复制。将硅谷视作发展范例的新兴市场必须承认,硅谷得以诞生的核心,在于斯坦福大学和美国国防部(其为斯坦福大学和该地区的许多公司的研发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重大影响,再加上其后数十年中科学家、工程师、创业者和投资者的成型网络的成长和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复制硅谷模式是不现实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新技术市场——出于现代技术创新日新月异的本质与当地经济的发展中现实,得以迅速扩张——无法为最终的资本投资回报潜心等待数十载,也没有常年的社会和商业价值积淀为创新文化的繁荣奠定基调。

一个重启创新政策的全新议程,需要敏锐地意识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将至少在以下方面给全球经济留下永久印记:

  • 宣告当前这套工作岗位向低劳动成本地区流动,和/或劳动力自发向多就业机会地区流动的全球经济系统的终结。通常称为“全球劳动力套利”,这种现象曾一度驱动某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国家经济战略;

  • 由于行业生产流程日益自动化,以及当前全球劳动力套利系统的政治终结,造成大量工人失业

  • 力量和财富将高度集中于少数私营企业和出资者手中

  • 迅速侵蚀公众对公共制度和民主政治进程的信任。

鉴于这些挑战可能对秩序、和平和稳定造成严重影响,现在是决策者和制度重新确立其作用的时候了,并在与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利益相关方和推动者通力协作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减少颠覆性的负面影响,并将第四次工业革命重新定位为一种增强社会凝聚力,经济增长和对制度信任的力量。


译者:张一苇

来源:Alexander, J.M., Lawrence, S.E., Ramanujam, S.R., Yayboke, E.K., Rebooting the Innovation Agenda: The Need for Resilient Institutions, CSIS Project 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CSIS, Marc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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