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智堡公众号：zhi666bao。

• 人工智能和工业机器人等技术的快速发展，让人们开始担忧“中年失业”是否会成为可能。不过，这可能是杞人忧天。长期来看，技术创造的就业机会比它取代的就业机会要多。

• 不过，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范围、规模和速度上可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不同，这些特性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和造成更强的短期阵痛。

• 信息技术发展下平台市场的兴起，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和条件。零工经济或表外劳动力的快速发展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 技术冲击和零工经济的发展，模糊了正式工作和非正式工作之间的界限，这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社会保障体系。

长期视角：技术恐惧是杞人忧天

在上个世纪，机器在许多工作中取代了工人。然而，总的来说，技术创造的就业岗位多于它所取代的就业岗位。从历史长期数据来看，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存在技术失业。正如下图所示，今天的平均就业率和失业率与18世纪并无太大不同。

世界银行在最近发布的《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化》中认为，总的来说，对机器人导致失业的担忧似乎是没有根据的。相反，未来的工作是由自动化（automation）和创新（innovation）这两股竞争力量所共同驱动的（下图）。自动化将挤出可被机器替代部门的就业，而创新将增加难以被机器替代的新就业。

技术进步使企业能够实现自动化，在生产中用机器代替劳动力，并进行创新，扩大部门、任务和产品的数量。创新的速度将决定是否会出现新的工作岗位或任务，以抵消传统工作岗位的减少。

例如，欧洲最近的证据表明，虽然技术取代了一些工人，但它也提高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总的来说，从1999年到2016年，那些替代日常工作的技术在整个欧洲创造了超过2300万个就业岗位。

英格兰央行行长卡尼在主题为《未来工作》的演讲中，将科技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一步细分，他认为毁灭力、生产力和创造力将共同作用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破坏力效应是大多数危言耸听者所关注的焦点：技术取代了劳动力，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需求、工资和就业的下降。这一点确实是存在的，例如自动化生产线的装配毫无疑问地挤出了原先的流水线安装工人。但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力量在起作用。

生产力效应不太为人所知，它指的是新技术对总需求的积极影响。这种效应类似于经典的萨伊定律（Say’s law），即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技术使那些有工作的人更有生产力，及时提高工资和增加对那些拥有资本的人的回报。这种更大的收入增加了总需求，抵消了破坏力效应。

创造力效应指的是为劳动力创造新的任务，这一点已被广为接受。随便去科技公司的招聘页浏览一下，数据工程师、视觉算法工程师、爬虫工程师等等，这些工作在上一次技术革新之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存在。此外，这一点与上面的生产力效应存在一定的互补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也将爆炸式的增加和细化，这又将为劳动力催生出更多新任务。

从历史上看，技术进步并没有导致劳动力份额的永久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创造力效应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时，结合生产力效应，这最终抵消了技术的替代作用，提高生产率和工资，同时不影响就业率。

这次不一样？

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范围、规模和速度上可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不同。

范围

到目前为止，每一波技术变革都增加了认知任务相对于非认知任务的重要性。换句话说，机器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人的手而不是脑。

随着计算能力的快速提高、大数据可用性的增加以及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进步，意味着更智能的机器已经取代了比以往更广泛的人类活动，深入到“大脑”的范围。新技术可能越来越多地提供以前只有人工才能提供的智力、感官知觉和推理。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未来的自动化将超越20世纪末对“常规体力型工作”的替代，几乎涵盖所有工作领域。

因此，提供“心”——即需要情商、独创性或社交技能（如说服或照顾他人）的任务，可能要留给人工去做。如果新的全球经济能够实现定制大众创意的新形式，人类的“双手”可能会再次接管（一种”家庭手工业“的形式）。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人口统计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对护理的更大需求和劳动力供应的直接减少。

规模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范围更大，可能意味着其规模也更大。与以往不同的是，自动化风险最大的工作岗位可能分布在从低工资到高工资的各个领域。

Frey和Osborne（2017）估计，在一个极端情况下，美国约有一半的就业处于自动化的“高风险”中，具体时间不详（下图）。

但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虽然许多工作的大部分将采用自动化，但完全自动化的工作相对较少。很多估计可能存在夸大性。Felten Raj 和 Seamans（2017）表明，技术进步可能会改变许多工作的性质，但并不是完全消除它们。

此外，较极端的估计往往纯粹基于自动化的技术可行性，对经济可行性的考虑有限。例如，在酒吧里自动倒酒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也许并不会节省雇佣酒吧工作人员的成本。

考虑到这些额外的因素，上图中英国和爱尔兰对自动化高风险的工作岗位比例分别降至10%和15%左右。这似乎与前三次技术革命相当，在此期间，受影响最大的行业的总就业份额长期下降了10%至20%。

不过一些人认为，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的任务（而不是工作）面临着被技术取代的风险，这意味着新的就业创造可能不再增加整体就业。也就是说，破坏效应可能会超过生产力和创造效应的综合影响。

与此同时，这种大范围性可能增加对不平等的影响。最根本的是，新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而非补充越多，资本而非劳动力获得的收益就越多。资本分配的不平等意味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将助推行业的不平等（下图）。

如果教育不能跟上对技能需求的变化，那些已经拥有使用新技术技能的人将获得更高的奖励。就业两极分化将增加竞争低技能岗位的劳动力供应。而更大的全球互联性将加强这些动力。

速度

第四次工业革命会更快吗？当然，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以来，采用新技术所花的时间已大大缩短（下图）。

这对于劳动力市场意味着什么？笔者认为，这可能意味着更强烈的短期阵痛。虽然，从历史长期数据来看，技术创造的就业岗位多于它所取代的岗位。但如此巨大的转变需要时间。工人们通常不能天衣无缝地转移到新且生产率更高的工作岗位上。事实上，在19世纪初的英国，尽管生产率大幅提高，但工资增长停滞，劳动力占比下降——这段时期被称为“恩格斯停滞期”（下图）。

如果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完成，其短期代价将可能是惨痛的。工人几乎不可能有时间重新学习以适应新工作，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可能无法迅速调整到位。只有经历一段阵痛期后，劳动力市场才能逐渐恢复到长期的均衡状态。

平台经济的兴起：工作性质的变化

数字经济扩大了企业的边界，推动了企业性质的根本性转变。物理实体的存在不再是做生意的先决条件：公司可以从国外提供在线服务或从软件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中获利；数字平台可以从其他人的资本中产生收入。数字经济中的企业可以更快地从本地初创公司发展为全球巨头，通常只有很少的员工或有形资产（图2）。

平台市场的兴起也通过所谓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条件。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个人和公司只需要宽带连接就可以在在线平台上交易商品和服务。这种范式转换的力量似乎正在推动工作和劳动力方面的重大变革。零工经济的增长使得企业的表外劳动力（off-balance-sheet talent）越发受到关注。这种“规模却不密集”的模式为数百万不生活在工业化国家甚至工业地区的人带来了经济机会。

企业性质的变化与工人对技能需求的变化是一致的。对可以被技术取代的不太先进技能的需求正在下降。与此同时，对高级认知技能、社会行为技能以及与更强适应性相关的技能组合的需求正在上升。根据德勤（2018）的研究，另类工作者更有可能在艺术、维修和施工以及行政领域找到工作，横跨专业服务和制造领域（下图）。

尽管如此，零工经济工人的数量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比例仍然很小。数据是稀缺的，但即便在它确实存在的地方，数字仍然很低。来自德国和荷兰的数据显示，这些国家只有0.4%的劳动力活跃在零工经济中。报告估计，全球自由职业者总数约为8,400万，不到全球35亿劳动力的3%。一个被算作自由职业者的人也可能有一份固定的带薪工作。例如，在美国，5730万自由职业者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还从事传统工作，他们转向自由职业者工作是为了补充收入。最好的估计是，在全球范围内，参与零工经济的活跃劳动力不足0.5%。

社会保障体系再思考

在发达经济体中，工作性质的这些变化更为明显，尤其是在欧洲和北美，那里对技术的吸收和渗透更大，劳动力市场更发达。相应地，零工经济的增长也在世界上的这些地区敲响了警钟，因为它模糊了正式工作和非正式工作之间的界限：在这两种情况下，工人通常处于生产率较低的就业岗位，同时大多数劳动法对雇主和雇员的角色和责任都不明确。这群工人往往得不到福利。他们没有养老金，没有医疗或失业保险计划，也没有为长期合同制就业的工人提供任何保护。

如果工人们要有机会适应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从幼儿发展计划和正规教育，到高等教育和成人学习计划——政府就必须在终身学习方面投入更多更好的资金。但重新思考社会保障体系同样重要。

正式的工资雇佣合同仍然是社会保险方案和规定最低工资或遣散费等条例所提供保护的最普遍的基础。社会保险为正规部门的工人提供福利，资金来源是专门针对工资的税收。

该制度依赖于稳定的工资雇佣、明确的雇主和雇员关系，以及固定的退休日期。但随着工作性质的变化破坏了这些传统规范，这种贡献式的方法开始显得过时。技术将对工人福利的需求从雇主转向为直接要求国家福利。

我们还需要修订直接社会援助方案，以确保它们能够防范日益增长的劳动力市场风险。现金转移对当前和未来几代人的健康和教育作出积极贡献的证据是无可辩驳的。

但人们对社会援助的接受程度普遍较低。在欧盟，只有大约60%的社会福利被领取。主要是由于缺乏关于这些福利的资料、与这些福利有关的污名以及为了获得这些福利必须克服的官僚障碍。

“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是一种时髦的解决方案，但事实上，世界对它在实践中将如何发挥作用知之甚少。研究表明，这将对财政产生重大影响。研究表明，覆盖成年人的UBI的成本范围将从低收入国家GDP的9.6%到中高收入国家GDP的3.5%（图3，UBI成本随着国家收入水平的下降而上升）。

一项针对四个欧洲国家的模拟显示，在芬兰（如果设定与现有现金转移计划相等的水平）UBI的成本将占GDP的13.8%，法国为10.1%，英国为8.9%，意大利为3.3%。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不可能仅仅通过取消现有津贴来抵消UBI的费用。为了提供必要的资金，还必须削减其他支出或提高税收。

作者：钟政昊

参考资料：

Simeon Djankov and Federica Saliola,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k", VOX, 23 November 2018

Mark Carney, "The Future of Work", Bank of England, 14 September 2018

Kelly Monahan, Jeff Schwartz and Tiffany Schleeter, "Decoding millennials in the gig economy", Deloitte Insights, 01 May 2018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智堡立场；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烦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在确认后第一时间删除，谢谢！

初见智堡，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zhi666bao）；喜欢我们的文章，敬请帮助我们分享传播。喜欢智堡，欢迎使用我们的APP、小程序。常驻智堡，请订阅智堡精选，支持智堡的通天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