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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上周末，一年一度的天猫“双11”狂欢节在今年以首次超过2000亿人民币的成交额落下帷幕。而人们或许有所不知的是，在100年前的1918年11月11日，也有一场历史事件画上了句点（虽然该事件给人的感觉与"狂欢节"截然相反），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之后，欧陆各大帝国间无数次互相攻讦与挑衅所埋下的充满敌意的火种终于被点燃，数月之内，英、法、俄、德、奥匈、奥斯曼等国纷纷进入战争状态，这场历时4年有余，战火燃遍欧洲、非洲、中东、太平洋群岛、南北美海岸等地区并造成近3600万人员伤亡的世界大战由此爆发，并对人类历史造成了绵延至今的深刻影响，包括旧帝国的解体（历史地看，当今中东乱局之源起最早可追溯至一战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崩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肇生、殖民体系的渐次瓦解以及美国的强势崛起（一战后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九国公约》后海军吨位开始与英国齐平）等等。

这场战争对老牌帝国英国的影响亦不可忽视。除了令英国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开始被严重削弱并继而在二战后被美国彻底取代外，也使得作为英国金融体系核心的英格兰银行从一家私人银行逐渐转变成了国家央行，那么，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这又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怎样的关系？

今次，我们为各位编译了Bank Underground上专门论述该话题的文章，欢迎阅读！

 

为了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费融资，英国政府需要借入的资金总量达到了其一整年GDP的规模，但它在债市上的第一次融资努力却是一场巨大的失败。

1914年，英国筹集到的战争融资不及其目标3.5亿英镑的三分之一，且只吸引了很小的一群投资者。这一失败及其随后的掩饰行为，直到最近才在对英格兰银行账目进行研究分析后浮出水面。研究显示，当时的军费资金缺口是由英格兰银行秘密填补的，这些资金分别以首席出纳（Cashier）和副出纳的名义登记，以隐瞒其真实来源。凯恩斯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知情官员之一，他将这种隐瞒描述为“一种巧妙的操纵”。

战火中的资本市场

战争是一项昂贵的事业。1913/14年到1918/19年之间，英国政府支出增长超过了12倍，达到了23.7亿英镑，而这几乎完全归因于军事开支。虽然同期税收收入翻了两番，但仍需要发行战争债为其余部分提供资金。结果，英国政府的债务在短短4年时间里从GDP的25%左右增长到125%，使得英国一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行和积累债务，见下图1：

 

这些前所未有的花费意味着战争给政府带来了财政和军事上的双重挑战。对英国而言，筹集资本并不是其战争策略的辅助手段，相反，作为协约国中最富有的经济体和当时的金融中心，筹集资本实际上乃是英国战争战略的核心。正如劳合·乔治在1914年所言，英国的计划是利用其商业和海军力量来确保对欧陆列强的封锁，提供有限的军队来支持法国在欧洲大陆的行动，并筹集资本以为其盟国提供武器和补给。

虽然政府表面上呼吁投资者的责任感，但他们也提供了有吸引力的债券收益率。发行第一笔战争债时，英国政府提供了4.1%的利率，远高于当时其他政府债券2.5%的利率。与当时其他政府采用的"统一公债（consols，一种没有到期日，定期发放固定债息的特殊债券）”形式不同，英国的战争债约定10年后偿付本金。

但英国政府此次的战争债发行，不仅是一场巨大的失败，还让英格兰银行被迫来收拾烂摊子……

灾难性的第一次债券发行

英国的银行最初同意认购价值约6千万英镑的战争债，占其存款与信贷账户的10%左右，而英格兰银行同意认购3.94千万，剩下的2.5亿英镑战争债将面向公众出售。然而，公众对战争债的需求非常疲软，认购量只有9.11千万英镑。

筹集到的资金大都来自一小群金融家、公司和个人，包括Bass Brewers以及若干航运公司，而这些公司则从战争对其服务需求的激增中获益。

 

为了避免公众从利率低得多的邮政储蓄银行中蜂拥取款，1914年的战争债以100英镑为最小发售份额发售，这大大缩小了潜在投资者的范围。在当时的英国，大概只有120万人年收入超过100英镑。英国投资历史学家拉诺德•米基(Ranauld Michie)估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大约有100万人持有可交易证券，其中，只有97635名投资者签约购买债券，不到潜在投资者总数的10%。而且，不仅财富池狭窄而集中，且投资者大都选择投资于英国之外，因为那里的收益率更高。据估计，1914年，40亿英镑被投资在海外，而这些海外资金中只有一小部分愿意回到国内资助一战。

对那些买了英国战争债的人而言，超过一半人购买量在200镑或更少。但是，按数字计算，2%的投资者投资额却占总价值超过40%。下图显示了英国战争债购买情况的地理分布：

 

如上图可见，战争债购买主要集中于伦敦——世界金融中心。这种地缘差距，体现了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经济在战争紧急状态下的脆弱性。

购买战争贷款的家庭比例最高者是伦敦，其次是英格兰东南部。然而，在迅速工业化的西米德兰兹郡(West Midlands)，购买这些债券的家庭比例较低，但这些家庭的财力更为雄厚，在那里筹集的资金比东南地区还多。

大掩饰

鉴于压倒性的正面宣传，公众纷纷认为，此次战争债发行乃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例如，英国《金融时报》1914年11月23日报道，战争债被超额认购2.5亿英镑，并声称，“申请仍然在涌入中”。

 

但用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的话来说，此次战争债发行堪称“灾难性的”。该账户的副本只交给了英格兰银行的三名高管过目，而完整的版本在数十年后才出现。揭露真相无疑会导致所有尚未偿还的战争债价格崩溃，并危及未来的融资，而且，这还在客观上有助于德国的宣传战。

因此，为了掩盖真相，英格兰银行向其首席出纳戈登•奈恩(Gordon Nairn)及其副手欧内斯特•哈维(Ernest Harvey)预付了一部分款项，让他们以自己的名义购买战争债，但放在英格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为了掩盖英格兰银行被迫介入的事实，这些债券在其资产负债表上被分类为“其他证券”，而不是“政府证券”。

1915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给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布拉德伯里(John Bradbury)的备忘录中(备忘录上盖有“秘密”字样)，称赞英格兰银行对资产负债表的“精心操纵”，是为了掩盖对可能致命的失败的承认。但他也警告称，不应允许英格兰银行为这场战争提供融资，而应该必须在其他地方筹措资金。

 

长期影响

面对灾难性失败的可能性，英国在几个领域放弃了长达几个世纪的自由市场原则，并表明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干预工业和私有产权的意愿。它要求工业按要求生产产品，对私人财产实行租金冻结，限制进口，并最终没收了本国公民持有的外国证券。

金融业也不例外。来自战争债早期投资者样本的证据表明，仅仅靠爱国主义是无法吸引所需资金的，而只能靠支付更高的溢价——比如，1917年高达20亿英镑规模的战争债，就提供了5.4%的高额回报。

但这还不够。1915年1月，财政部禁止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发行任何新的私人证券，英国投资者也被禁止购买大部分新证券。随着战争的拖延，资本对盟国的重要性越来越大，金融管制进一步收紧。这也是现代历史上英格兰银行以自己的储备资本来为战争融资的第一个例子。

为了筹集战争所需要的资金，自由党和保守党长期坚持的自由放任原则被牺牲，这在后来成为了争议的来源。随着战争的延续，部长们因为“对投资者太慷慨”而遭到嘲笑，这些批评观点认为，这些资本本来就应该出于爱国原则而被征用。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债务偿还占税收收入的比例上升到近40%，投资者被塑造成奸商的形象——在别人辛苦工作的时候，他们居然在漫不经心地收取战争债的利息。

对于英格兰银行和更广泛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而言，这种早期的失败导致他们认识到，管理国家债务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在战争时期，这或许是一项尤其艰巨的任务。这一事件乃是英格兰银行从私人机构向央行转型的重要一步。在战争结束10年后，英格兰银行角色的改变促成了一个议会委员会的诞生以检查其职能，最终使其走上了国有化的道路。

编译：张纬杰

参考材料：Michael Anson, Norma Cohen, Alastair Owens and Daniel Todman，Your country needs fund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Britain’s early efforts to finance the First World War，Bank Underground，2017.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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